新的五年计划在数次修改之后，终于在朝会上定了下来，接下来的五年，唐军以休生养息，发展经济为主，原则上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这未免让将军们心中有点遗憾，朝庭可以用兵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捕鱼儿海的蒙古人还没有肃清，比如说西域，青藏地区，还有台湾，安南、缅甸等地。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想打仗，至少文官们是绝不愿打仗的，在他们看来，唐军经过近十年的战争，终于一统全国了，百姓需要休生养息，否则就是穷兵黩武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文官们不愿说出来，那就是一打仗，武将们的权力就会大增，而军功永远是将军们最快升迁的筹码，不象文官一样需要苦熬质历。
五年计划说穿了就是朝庭收入的再分配，前朝时每年的收入除了养兵，养官，再加上皇帝的挥霍，基本上就是所余无几了，自然谈不上什么计划。
新的五年计划第一个重点就是工业，而工业重中之重还是铁路的建设，计划中按皇帝的意思只以长安到应天府的铁路为重点，这条铁路可以将长安和江南彻底联系起来，总线长一千四百余里，预计用工为三十万人，每年朝庭投入一千万银元。
新的枕轨方案也确定下来，为了节省木材，这条铁路将有三分之一用钢筋混凝土做枕轨，另三分之二还是要用到木材，木材的弹性和绝缘性较好，受周围介质温度变化影响小，重量轻，加工和在线路上更换简便，并且有足够的位移阻力。只是使用寿命太短，一般十年左右就要全部更换，经过防腐处理的木枕，使用寿命才能达十五年左右。
而钢筋混凝土轨枕虽然有使用寿命长，稳定性高，养护工作量小，损伤率和报废率比木枕要低得多的优点，但钢筋混凝土轨枕也有缺点，重量比木枕大得多，一根制出来的钢筋混凝土轨枕每根重达二百多公斤，当然最大的缺点相对木材来讲还是太贵。
至于皇帝所说的钢轨，拿到科学院时直接预予拒绝，唐军已积累了商洛到长安的铁路经验，当初就在木材、钢筋混凝土轨枕、和钢轨中作过选择，最终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木材。
钢枕虽然比钢筋混凝土轨枕要小得多，重量也达到了五十多公斤一根，以商洛到西安的铁路为例，每里的距离大约要用枕轨九百根，复线计算就要用一千八百根，一里的用钢量光枕轨用量就要达到近百吨，可以再造二条铁路了。算下来怎么也受不了。
第二项重点就是教育的支出，明朝时因朝廷对学校教育重视而较为发达。明太祖开国之初，即在全国各府、州、县设立相应的官学，在防区卫所设立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称得上管理周密，制度健全。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下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于是各地纷纷设学，并规定：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
地方学校教官或由下第举人充任，或由贡生充当。有时亦调拨国子监生充任。学生名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由于要求入学者众多，遂增加名额并将生员分为三类：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增广者为增广生员，于二者外又增取若干为附学生员。
官学之外是卫学和有司儒学，明代自京师达于州县皆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主要招收武生和军生，“武官子弟曰武生，军中俊秀曰军生。”
朝庭也给武生和军生廪膳，学生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贡入国子监读书，大体上卫儒学与县学岁贡人数相同，都司儒学和府学岁贡人数相同。二是参加科举考试，对学有成者，准予赴本处乡试。
土司儒学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学校，专门招收土司子弟，传授儒家经典。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谕礼部：“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
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政府尤为重视对土司应袭子弟的教育，弘治十六年，皇帝下令要求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
明朝还在乡村广泛设立社学，初仅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本朝律令。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皇帝下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社学的教师称社师，一般是挑选地方上有学行的长者担任。在教学活动方面，明代社学对于教儿童念书、看书、作文、记文，培养儿童学习习惯以及每日活动安排等，都有具体规定。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诏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把社学与府、州、县等儒学衔接起来。
在李鸿基看来，明朝的这套办法制度已是非常完备，也不用他再作修改，要修改的只是教学内容和办学规模而已，一个县只有二十个名额实在是太少，就是加上了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一县也不会超过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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