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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莫斯科会战和太平洋战事,刘一民就建议我党应该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政治态度,向德意日及其仆从国宣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同样也牵涉到美援的分配以及战后利益格局的摆布,我党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而且赶早不赶晚。
任弼时提出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刚与日本签订了《日苏友好中立条约》,苏联会不会对德意日同时宣战呢?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一下共产国际的意见,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再讨论这个问题。
任弼时提这个问题要是搁在后世看很莫名其妙,但是在这个时代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这是惯性思维,还是**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惯性思维。
任弼时被誉为党内的骆驼,是个任劳任怨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这样提,就是考虑和苏联的关系问题。
其实,不光**党内此时在犹豫,重庆的国民政府内部此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感情因素,一个是利益因素。
感情因素上,卢沟桥事变到现在,4年零5个月过去了,抗日战场上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从抗战以来的情况看,对中国给予最大支持的,开战前是德国,开战后是苏联。英、法可以说对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支持。相反,在日军的逼迫下,英国人还把滇缅公路封闭了一段时间,法国人更坏,直接把中国在越南海防港来不及抢运回国的物资全部交给了日军。美国开始时对中国不但没有支持。还不停地卖给日本人飞机、汽车以及钢铁、石油、橡胶,在中日战争中大发战争财。后来,美国虽然逐步觉醒,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但那都是杯水车薪,济不了大事。
现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世界两大战争阵营就要彻底划分清楚了。此时,让中国选择与英美一起对德意日宣战。国民政府、**里曾经和德**事顾问朝夕相处的要员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从感情上、从战前德国对中国的帮助上,是不愿意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的。在蒋介石想来,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未必会把中国当敌人,他们只怕根本就想不到中国会考虑对他们宣战。
国民政府其实最想结盟的国家是苏联,最盼望的是苏联出兵协助中国打败日本。现在,苏联由于远东战败而不得不和日本签订了《日苏友好中立条约》。加上苏德战争,不但不可能出兵帮助中国,连援华物资都逐渐减少了。中国的抗战越来越困难了。
至于对日宣战,到了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但是要考虑对日宣战后苏联会不会囿于自身实际困难和《日苏友好中立条约》而彻底断绝对华援助,这是个关键因素。
利益因素是最大的因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员们深知英美过去从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与他们结盟,会不会成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无足轻重的二流盟国。出死力的时候想到中国了,战后分配利益的时候把中国给忘了。甚至他们会不会还象过去一样。背着中国搞幕后交易。这事不是胡说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美外交官还在背着中国秘密谈判。不用说,那都是以牺牲中国为交换筹码的。…,
但是,现在有个很现实的问题,苏联自顾不暇,又有《日苏友好中立条约》限制,眼见很快就要中止援华物资输送了。国民政府需要寻找新的、能够提供强大援助的盟国,而这个盟国非美国莫属。
是单独对日宣战。还是对德意日同时宣战。彻底加入英美阵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在研究、在纠结。
刘一民自然是知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稍后会正式宣布对德意日宣战。知道这是蒋介石力排众议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再次显示了他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之无愧的领袖,眼光比那些莫衷一是的大员们要高明的多。刘一民要做的是,促成我党马上声明对德意日宣战,亮明自己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态度,让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知道,**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容忽视!
听了任弼时的话,不等别人开口,刘一民就回答道:“任书记,我党不需要事事时时向共产国际请示,也不需要征求苏联同意。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是王明的论调,他也是据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错误的!中国**是中国的政党,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中国的利益,考虑问题、战略决策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抗战,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战后中国真正成为繁荣富强的大国。要是都听共产国际的,听苏联的,明明《日苏友好中立条约》出卖了中国利益,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还不得不说这个条约签的好。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片谩骂声!严重损害了我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号召力。同志哥,这种蠢事干一次就行了,可不能再干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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