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对袁崇焕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在他看来，袁崇焕早已不是当初虚心求教的孺子了。此时的袁崇焕更像是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心思。
做为他的老师，也是恩主，孙承宗是非常了解他的。
因为他从出关之后，就在孙承宗的手下工作。他的本事，是孙承宗手把手教给他的。他是什么性格脾气，有几斤几两，孙承宗是最清楚的。
袁崇焕和崇祯的性格有相同之处，那就是脾气急躁，沉不住气。
要不怎么崇祯用袁崇焕呢。
袁崇焕的操切主张，何尝不是崇祯心里的渴望呢。
孙承宗没有再说话，何可纲作为东林安排的袁崇焕的监视者，此时也只能沉默。
孙承宗泡茶的手有些抖，他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些不安。他的不安不是对于赤峰战场的。皇帝这么着急决战，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悬念的事情，他已经接受现实了。
他的不安，来自于袁崇焕。
他越来越担心他的这个关门弟子，在仕途上行差踏错。官场上一旦倒台，绝大多数人都再无翻身之日。两起两落那是传奇，三起三落那是神迹。
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他对先帝是非常了解和欣赏的。
袁崇焕第一次吹牛皮，就是跟天启皇帝。
结果，被皇帝一通诘问，弄得哑口无言，搞了个大红脸。从此之后，夹着尾巴不敢出声了。直到换了崇祯，他才又开始卖弄他那一套速胜论主张。
孙承宗记得，那年是天启六年11月。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上奏疏信口开河。吹牛说自己已经找到收复辽东的办法了。那就是修城屯田，步步紧逼，步步为营，鲸吞蚕食，老奴毫无办法，如果让臣统筹辽东事物，定能降服建奴。
“祖宗之制具在非奉，祖制断不能调，人情无容臣一毫作意者。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七十八》）。
天启当时22岁，孙承宗在朝堂上偷偷用眼睛的余光去看他的反应。
他发现皇帝面色不渝，板着脸让读奏章的魏忠贤别念了。
天启异常冷静地反问了六个细节：“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
袁崇焕你给我详细说说，守城屯田，怎么让军民共处。明朝军队的纪律这么坏，祸害百姓更甚于匪盗。你怎么解决。
辽人守辽土，兵民一体。具体怎么做到又种田又能打仗。
农时敌人来了怎么办。秋收敌人来了怎么办。是打是撤。
你说寓兵于农，那平时怎样训练，使农民具有战斗力。
怎样轮换，让士兵不仅能打好仗，平时还能好好种地。
怎么防守边疆，防止敌人对屯田的破坏。
怎么把粮食收上来，不至于被敌人抢走。要是被建奴抢走了，你不是给建奴种的地吗。
这些一连串的提问，把袁崇焕干哑火了。他根本就没有仔细分析过这些细节。只是感觉这么搞行，简单做出一个计划就上书了。具体怎么落实，能否落实，根本没有沉下心来，仔细的推敲，研究，调研。也没有和基层讨论过。具体研究如何落实，则什么都没有做。
天启是一个非常冷静，务实的皇帝，就是寿命太短了。
他的段位比崇祯高出太多了。他活着的时候，朝廷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而且财政基本可以维持。军事上巩固了辽东的防线。
从这段话就能看得出，袁崇焕在天启心目中是什么样子的印象。皇帝其实不太待见他，只是在对东林妥协。后来他的去职早已露出端倪。
从这里就能能看出，皇帝对他的看法。好大喜功，浮于表面，做事浮夸，名不副实。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不算正面，“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魇也。”
天启对辽东问题有非常冷静的认识。
“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蹈实而做，需时而动。以现在大明的情况，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明根本灭不了建奴。平辽需要从长计议，先踏实地做好自身工作，养护好大明的国力及元气，以待“天时”！
这里隐藏的斗争线就是，你们别想用步步为营这些漂亮话，掩盖搞工事修城堡这些方法来骗朕的钱。朕就坚持最省钱的防守策略。大明的财政经不起你们这般胡搞。财政崩了会出天大的事情的。
复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先稳定住局势，不要继续恶化。然后逐步加强军事力量，等待时机。比如自然灾害，建奴内乱，联合蒙古等。就像隆中对中，对北伐中原的条件，也是待北方有变。
他对头脑膨胀的袁崇焕先批评再教育，十分有领导水平。
袁崇焕你要有自知之明，你自己估摸估摸，就你那两下子，能不能迫使后金向你投降。如果声言投降那必定有诈（“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他已经看出袁崇焕想在后金投降这上面做文章。后来他果然走上私自和后金议和的危险道路。这是对他刚露出一点点的危险想法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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