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十月初，随着王彦与朱以海和郑成功达成协议之后，浙江、福建的战事，逐渐终结，困守福州的郑氏大将甘辉，奉命撤出福州，前往厦门，然后再从厦门出海去往吕宋，郑家在陆地上最后一支兵马撤出之后，也就宣告着明朝内部的这场内斗基本结束了。
王彦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兵制和政事的改革，朝廷因为变革，也因为一下多了三省之地，政事变得有些混乱。
唐王被削藩软禁，鲁王被迫出海，拥唐派和鲁派遭受重大失败，明朝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剧烈的变化，让朝廷人心动荡。
一部分，唐鲁官员，见两王政治斗争失败，连忙改换门庭，投靠了楚派，而另一些忠于大明的官员，则将希望寄托在了已经七岁的共治帝朱琳源的身上，形成了新的帝党。
值得一说的事，这些帝党官员，也并不是说否定王彦的改革，要重回皇帝说了算的时代，他们也认可改革，只是反对王彦大权独揽，篡夺大明的江山。
朝堂上的政治势力，重新组合，自然会使得朝廷混乱，而相比朝廷的混乱，民间因为这场战事，受到的损失，造成的混乱就更加严重了。
南京外郭城，曾经聚集了五六十万，从各地到南京来讨生活的失地百姓。
这里原本棚户便地，可因为鲁王兵临南京，受到了战事波及，不少人又逃回了乡里，可这些人又没有土地，回乡后无法生存，就引出了许多社会问题。
这些失地的人，如果没有工作或者田地，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稳定的因素。
随着鲁王兵败，南京之围以解，许多返回了家乡的人，又返回南京，想要重新找份工作，可是南京毕竟是遭受了兵祸，许多城外的屋宅甚至棚户，都被叛军拆了打造器械，造成回来的人没有地方居住。
除此之外，因为战争，许多作坊的仓库，被士卒劫掠，织机和作坊也被毁坏，让大批作坊倒闭，剩下的一时间也很难恢复生产，让许多雇工一下失业。
传统的农业社会，百姓只要有地种就会心安，社会的结构十分稳定不易出现问题，可是明朝现在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许多大城市都是商品社会，人一旦没了收入的来源，那立时就会焦躁不安，出现许多问题。
南京外郭聚集了大量的无业之人，这使得南京城的治安急剧的恶化，而治安的恶化又引起了上层人物的不满，民间出现怨言。
前不久，因为南京人口增多，可工作机会减少，两个漕帮为了抢活，在码头附近大打出手，打死了四十多人，之后又在外郭城火并，又死了一百多号人，终于引起了应天府的注意。
新任的知府庄文烈了解情况之后，紧急向朝廷禀报，最后为王彦知晓。
由于许多棚户被叛军拆除，或是遭到了焚毁，王彦下命兵部调集一万顶军帐，用于安置返回外郭的百姓。
在秦淮河西岸，棚户区的废墟上，布满了一望无际的帐篷，足足有一万多顶，生活这六七万人，如果加上帐篷中，还存在的棚户区，那生活在这里的人至少有三十多万。
乡间大族、豪绅兼并土地，进行大规模的粮食，棉花、桑苗的种植，这提高了效益，可却使得许多百姓因此而失去了生计。
原来的小农社会，每家各种几亩地，有的多，有的少，相互之间也很少协作，现在大豪绅、新兴地主阶层，将百亩、千亩的土地，发放工具，统一种植，效益自然大大提高。
如果原来一千亩地，需要一百户人家来种植，现在合理的规划，错开农时之后，可能只需要五十户，就能完成水稻、棉花、桑苗、果树的轮种。
传统农业中，每年收完两季稻子后，就进入闲时，而现在的雇工收完稻子，收棉花，收完棉花又收果树、种稻子，可以将劳动力充分压榨的同时，也加强土地的利用和效益，使得一千亩地的收益大大高出于前。
这样一来，效益提高，便引得有实力的地主和大族效仿，只是这样一来，每一千亩地都要淘汰五十户的话，那这些被淘汰的农户要怎么生存，就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现在南京外郭聚集的几十万人，大多都是被逼到城市讨生活的人，原本南京有许多作坊，还有其他各行各业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机会，甚至收入不比种地少，可是因为叛乱，作坊停工倒闭者，比比皆是，便使得许多人一下失去了工作。
王彦从浙江返回之后，一直在处理唐鲁叛乱后的善后事宜，以及整编兵马，调兵南阳和两淮，抵御清军的进攻。
许多事物堆积在一起，王彦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他得了庄文烈的禀报，还是抽出时间，决定到外郭城看一看。
为了便于了解民情，虽然比较危险，但是王彦还是坚持微服私访。
这日王彦在数十名锦衣卫的护卫下，在南京外郭的棚户区穿行，没有事情做的男人聚集在一起，焦虑的谈着去哪里寻个活计，女人们则在忙碌的洗衣，用小灶烧水做饭，一群群孩子在巷子和帐篷间捉迷藏玩，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息。
中国乡里间，礼教盛行，对于女人有许多的约束，可是在这种混乱的条件下，原来的许多规矩，都被人们有意的抛弃，其实许多思想也是如此，要有一定的土壤，才能发展被人们接受，而不是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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