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形势，一旦象大革命时代般，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高氵朝趋势时，必然遭受英、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甚至是直接出场镇压。”
在基尔会议上，红军代表任培国的讲话，也代表了江西红军的观点。
过去的两年里，红军明明可以趁大胜之机痛打落水狗，将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箐华区域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省份，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福建和湖南，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到英国以及和英国勾结在一起的日本。
现在是1934年，并不是1946年经历了二战的长期放血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人心厌战，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所以红军在夺取了福建出海口后就装出“心满意足”的姿态搞起了“和谈”，实质上却是为了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以苦练“内功”，大搞军事练兵，干部培养和农村根据地建设。
这个时代的中国问题，最复杂的一点就是他已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国际性问题。
日本，这个对中国一直野心勃勃的国家，才是穿越者林汉和知道了历史的红军最头痛的敌人。
林汉和红军谈起自己穿越那个时空的历史，对比一下这个被他篡改的历史，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却是这个时空的中国“中央政权”的权威性比原来那个时空差了很多。
历史上，炮党首脑常凯申，借着红军长征追击“剿匪”之机，一路上扫荡各路军阀，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湖南，四川，贵州，甚至是陕西。沿途被他顺手吞并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也有好几个。
不管常凯申这人在军事上的能力是多么地糟糕，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到1937年抗战暴发时，他领导的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已有了不低的威望。也称得上是一个“强力的中央”。
面对外虏异族入侵时的中国，如果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那是相当危险甚至可能演变成悲剧的。
五胡乱中华时的中国，就是因为前期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央政权威望实力大减，最终酿成那持续数百年的惨剧。
满清入关，南明小朝廷倾刻之间覆灭于只有二十余万人的满清，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也是重要原因。
而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的外敌是比五胡和满清都凶残百倍的日本帝国主义。
历史上，为什么西安事变时要放常凯申回南京？
因为此人再不堪，至少他还是可以压得各路军阀硬着头皮去抗战的人。军阀中，是有象刘湘，傅作义这样奋勇抗战的爱国将领，但张学良，韩复渠、石友三这类望敌而逃，望敌而降之辈同样也是大把存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压制未来的抗战，各路军阀中的“带路党”会更多。
可是在这个位面，常凯申早早地在1931年就被林汉一枪打死，直接嗝屁。取代他上位的何应钦和宋子文，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剿共前线上的连续惨败，更导致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年不如一年，到1934年时，其“政令不出五省”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
即使现在宋委员长刮地三尺兼砸锅卖铁地在拼命进口军火，大练兵大征兵，除非他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否则他这个“中央”的政令，谁会鸟他？但这可能吗？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和红军高层反复地推演未来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抗战局面后，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已知的未来历史滚一边去，这个位面的抗战历史，该由我们红军自己来编!”
“建立以红军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想法也成了后来红军战略发展的主导思想。既然认定这个被严重削弱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了，那个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就由我们红军来扛。
要达成这一目标，红军根据地不能发展太慢，不能过度地只顾待在家中“种田搞建设”，还是要对外发展，“打出去，扩张地盘”。只是这个节奏要把握得好，不能扩张过快造成根基不稳，同样也不能扩张太慢错过时机。
在这过程中，现在的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就被红军列为了第一打击目标——既然你们这么废材，根本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那么就别占着全国最箐华的地盘不拉屎了，腾出你们脚下来的地盘来！
早在1933年，红军就开始为夺取武汉三镇做布局准备。
大批的地下党开始进入武汉，开始在基层中“做工作”。码头，工厂等要害部门，很快也有党组织的人员进行了渗透。
而红军在八月份佯攻南昌，威胁九江的军事行动，战略目标之一也正是为了调动武汉的守军来援。江、浙两省是宋子文的命根子，守军不会轻动，红军在九江有所行动，他要调兵支援最有可能的地方也就是相对九江上游的武汉地区。
另一个让红军忌讳的对手就是在长江航道横行霸道的外国军舰，尤其是英国军舰。位于汉阳的英国长江舰队的一举一动，很早就在红军的监视之下。当塘鹅号从汉阳启航出发逆流而上时，江西的红军首脑就通过无线电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条情报。位于洪湖炮台的红军政委下令开炮，并不是取决他个人的战场决断，而是早上来自江西总部的指令。而李华梅这个拥有小范围感知能力的非人类，更在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乘船从岳阳赶到了洪湖炮台以确保在夜间的炮战中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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