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程学是近年来随着公司财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证券投资业务的迅速发展，而诞生的一门工程型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作为现代金融学的最新发展，标志着金融科学走向产品化和工程化。
对这方面的研究，美国无疑又走在了最前面。按照金融工程学的一般理论，侧重于衍生金融产品的定价和实际运用，它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创新金融工具，来更有效地进行金融工程学分配和再分配个体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风险，以优化它们的风险和收益率。较为具体而言，金融工程是在风险中性的假设条件下，将某种金融证券资产的期望收益率拟合于无风险收益率；从而是趋向于一种风险厌恶型的投资型。
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学家丹尼尔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这个理论，而且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完善，金帅的加入无疑加快了丹尼尔在这方面研究的速度。
除了听课之外，丹尼尔就带着金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那严谨的学术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金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时候两个人会一直工作到很晚。
尽管学习很刻苦，但金帅依然没有中断体育锻炼，不像其他的学生那样，前一天学习晚了，第二天就会无精打采的，每天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习当中。
哈佛的学术氛围很浓，特别是九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藏着一千二百多万卷的图书，更让这里成为知识的海洋，金帅在这里拼命地吸取着知识的力量。有时候丹尼尔交给他一个课题，金帅索性就钻进图书馆进行研究，需要什么书可以随用随取，每天晚上不到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催促他是不会离开的。
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金融界有好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政府也正准备实施这项政策。
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专家学者持不同意见的，量化宽松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
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工具。比较央行在公开市场中对短期政府债券所进行的日常交易，量化宽松政策所涉及的政府债券，不仅金额要庞大许多，而且周期也较长。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表面上看起来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的经济有振兴作用，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却又是一把双刃剑。实施这个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其二，扩大出口，降低不断增高的外贸逆差；其三，减轻高额债务。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开动印钞机加速印钞票。
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利就有弊，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第一，此举只是治标不治本，刺激经济的作用有限。殊不知造成美国通缩即经济疲弱的症结不在缺钱，而在于其经济深层次结构恶化，金融机制失灵和极端自由主义模式的弊端。美国政府不在这些要害问题上“动手术”，而一味增投货币，对其经济只能产生一时的激励效果而不会有长远功效，还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第二，严重削弱美元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金融危机也是美元危机，启动了国际社会改革美元本位制国际金融体系进程，强烈冲击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美联储这次推出“量化宽松”弊政，使趋于衰弱的美元雪上加霜，各国政府为防范美元大幅贬值，导致本国所持美元资产大幅缩水，纷纷强化实行外汇储备和国际金融投资多元化，不再仅靠美元和美国一颗大树。
美国有世界最著名的金融学家，按理说他们不会看不出量化宽松政策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恶果，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金帅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是一个两党轮流执政国家，总统的任期只有四年，即便是连任一届也只有八年。只要是在任期间美国的经济发展了，选民们得到好处，当权者就会什么办法最管用就用什么办法，哪怕是卸任之后，美国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也和前任的总统没有关系。确切的说，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前瞻性，或者是政治家的目光短视，才促使美国政府采用量化宽松来饮鸩止渴。
在出国之前，中组部副部长杨凯文在和金帅他们谈话时指出，这次他们到哈佛学习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学到美国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尽快的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找出美国现行金融政策的漏洞，以便于中央有针对性的制定出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应对策略。
金帅一直以为第二个任务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国家在金融方面没有美国那么多的权威，但总还有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专家和教授，有这些人在也不至于制定不出一条金融发展战略来。而能够找出美国金融政策当中的漏洞，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最后达到取而代之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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