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10月10日，江户。
延宝三年（1675年）发生的齐国入侵事件，在整个日本国内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不论是以天皇为首的御卿公家，还是以德川氏为首的幕府首脑，乃至各地藩国大名，从未想过，一个远在数万里之外的“蛮夷之国”，竟然真的敢组织一支远征舰队，侵入日本国土，并且还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连续击败幕府数万大军，最后逼得幕府不得不割地求和。
要知道，一千多年前，我日本虽然在朝鲜白江口惨败于当时的大唐帝国，但那完全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根本无法抗击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王朝。即使如此，大唐在灭亡百济之后，也并未出兵惩罚日本，反而继续与之保持联系。后来，甚至还允许日本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全面学习大唐先进的文化和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继而大大促进了日本整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谓是因祸得福。
及至四百多年前，野蛮的蒙古帝国为了征服日本，两次跨海来攻，其势汹汹，日本几欲面临亡国灭族之险。但天可怜见，神佑日本，两股“神风”降临，尽摧敌军，使得日本免遭破国之祸。
九十多年前爆发的庆长·文禄之役，大明官军英勇抗击，多次击败入朝日军，让丰臣秀吉进取朝鲜，继而征服大陆的**彻底破灭，太阁为此忧郁而死，让这场宏大的战争无疾而终，匆匆落下帷幕。
纵观上述几场对外战争，日本虽有两次较大的失利，但也有一次辉煌胜利。而且，日本在这几场战争当中，本土均未遭到大规模的侵入，更未曾有过割地赔款的屈辱经历。
然而，“延宝之役”当中，齐国不仅攻占了日本最大的商业中心——大坂，而且还挥兵杀入京畿地区，破奈良，陷京都，俘天皇，最后于大坂、上总国（今日本千叶市），两败幕府大军，兵临江户。
不堪再战的德川幕府，只能被迫向齐国求和，然后签订了那份丧权辱国的《江户条约》，由此让神国陷入“黑暗”和“沉沦”之中。
随后数年间，大量的齐国工业制成品蜂拥进入日本市场，几乎摧毁了处于“襁褓”之中的日本手工业，使得城市中大量的手工业者纷纷陷入破产境地，沦为游民和乞丐。
在战争前，日本的出口和进口分别仅有七十五万汉洲银元和六十八万汉洲银元，整体贸易额不过一百四十余万汉洲银元。
而战后第二年，日本出口达一百八十五万汉洲银元，进口达一百九十万汉洲银元。而到了去年，出口剧增至五百四十万汉洲银元，进口为六百一十万汉洲银元。六年间，出口增长7.2倍，进口增长近9倍，贸易总额增长了8倍。但让日本忧心忡忡的是，随着贸易额的增长，日本的贸易逆差，也开始逐渐加大，金银外流持续增加。
从开港之时起，生丝一直占据日本出口商品的首位，占整个贸易出口额的五到六成，位于第二位的是茶叶，占一成五到两成，处于第三位的则是硫磺，虽然出口量极大，但因为价格低廉，仅占出口额的一成。
其实，在日本，还有一项隐形的出口货物，即黄金。日本的金银兑换比率严重偏离于“国际行情”，使得大量金币（小判）外流。不过，两年前，幕府及时发现了这个贸易漏洞，通过货币改铸，使金银兑换率已经与“国际行情”趋于相等，让众多的货币投机商人扼腕不已。
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商品，以及国内出现的剧烈变化，日本的文人学者和公卿大名等官员在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争论和主张。但概括起来，无非有三种观点。
其一，为攘华排夷。所谓“攘华排夷”，就是“保持东照、大酋（即德川家康）二公的旧典，千万勿使华寇（即齐国）夷狄靠近。若华寇、夷狄欲侵入神国，须毫不犹豫予之击退，令其受尽苦头，以弘扬我神国之武威于海外。”
为此，作为驱赶华寇、夷狄之术，无论如何应当尽力加强铁炮舰船的武备，以天皇为帜，以公方（幕府）为总领，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护卫神国。
这种观点虽然还没有特别地将“攘华排夷”与“尊王”结合起来，但在许多有识之士内心是有这样的期待，在号召国中民众为国防献身时，自能统一人心，激起民众“尊王”之欲。
其二，为消极开放国门，以拖待变，缓缓图之。这种观点认为，“可以主张与华寇、夷狄贸易往来，以免神国无端遭敌人入寇之虞。暂且应允与他国进行贸易以安抚其心，在此期间，加强我神国武备，待我方具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时，在行中断贸易，并以武力驱之。”
许多日本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无非就是一种拖延战术，其目的是要恢复原先最为严格的锁国状态。
甚至有些激进的武士将这个观点称为“在我们一代面前制造平安无事的假象，其实是一种怯懦者的借口”，并批评说：“靠近华寇和夷狄，并与之进行贸易，必使我神国人心散漫，而难有我武备强大之日。”
其三，积极开放国门，拥抱“外面世界”，整顿革新，师寇长技以自强。这类观点是，改变神国传统、祖宗制度，彻底取消锁国令，允许与华寇、夷狄进行贸易，同时，我神国亦需建造大船、扩充大炮，主动走出国门开拓贸易。对世界各国采取怀柔之策，与之结好相通，积极发挥神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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