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州到东关镇，不算坐船渡黄河是六十里地，明天早上刘承宗要见到东关镇的人，意味着所有人今天夜里都别想睡觉了。
刘翼仁刚走，刘承宗又让人喊来了披头散发的王文秀。
刘承宗是观看阅操的大元帅，王文秀才是组织阅操的旅帅。
突遭漫天飞蝗，军队赖以指挥的金鼓旗帜统统失效，旗帜看不见、金鼓听不到，组织直接被打乱，在刚刚过去的半个时辰里，王文秀的首要想法不是捕杀蝗虫，而是让参与营操的七营军队维持建制，老老实实呆在伏龙坪附近。
但这完全是王文秀的一厢情愿，实际上两万名士兵在蝗虫到来之际，乱得一塌湖涂，就好像撒豆成兵，从兰州西门外的壕沟，经西固到河口南岸的码头，四十里路上到处都是军队。
完全各行其是，王文秀拼尽全力，一个营都没留住。
也不能说完全没留住，至少丁国栋的肃州营就没动，但这跟王文秀没关系，丁国栋本身就没想动。
别看丁国栋在战场上是个狠人，但在战场之外乖巧得很，因为本质上来说刘承宗对甘肃的征伐，对甘肃明军完全是无妄之灾，他们没有受到陕西那么厉害的自然灾害，因此本身就不存在叛心，明军的组织也没有陕西明军掉得那么厉害。
元帅府的军队，即使过去是明军，实际上也都经历了自行其是的反叛也好、逃兵也罢，又重新被归拢到刘承宗旗下，各部的自主性都很强。
这一特征，就算是几个最精锐、最忠诚的大营也是如此，有来自刘承宗的命令，他们都能良好执行，但刘承宗的命令没到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动。
丁国栋就不一样了，他本身是很传统的将领，手下的肃州兵也是很传统的明军士兵，相对而言在思想上，他们比元帅府最正规的军队更正规，上面没有命令，他们能不动就不动。
隶属于王文秀麾下的罗汝才、李万庆、杨承祖三个营就不一样了，他们仨早带着军队跑得没影了——他们要救灾，抓蝗虫啊。
漫天飞蝗一降下来，人根本就看不见远处，也听不见命令，他们连伏龙坪都看不见，更别说伏龙坪上站着的刘承宗和王文秀了。
仨营都有不到三千人，但三个参将谁也没法在蝗虫乱撞的情况下把军队全拉走，杨承祖带了一千多人跑了八里路，到兰州西关外守官仓，李万庆往西跑了一半，守护高粱地。
罗汝才是长跑小能手，穿得花里胡哨，在飞蝗漫天里是元帅府最靓的仔，士兵都能发现他，他到哪儿，士兵就跟到哪……但罗汝才去西固了。
如果问刘承宗，这个时候兰州周围哪种农作物最不重要，他一定会说是红薯，因为入秋天变冷，种在地里的红薯已经停止生长，而且元帅府种植的红薯并不多。
红薯怕冷，阴冷的山地并不适合种植，而且生长期与小麦、玉米重合，另外生长、收割、储存阶段都极费人工，在河湟只有东关镇是因为刘承宗的命令种了一些，而在兰州，则是在西固收割完小麦轮种了一批红薯，把藤子当菜吃。
罗汝才是保卫红薯去了。
但这个鬼东西保卫红薯不是因为他喜欢吃，恰恰相反，他因为驻军在西固，把红薯当饭吃过，反酸烧心放屁，打那以后谁让他吃红薯他就跟谁急——不过反过来，谁要是说元帅府从今往后不种红薯，他也跟谁急。
罗汝才吃多了红薯发过誓，只要有一口吃的，能吃白面不吃黄面，能吃黄面，他看都不会看红薯一眼。
可是前提在这摆着，要有一口吃的，在这个年代，作为陕北旱灾里钻出来的农民军头子，罗汝才很清楚，他们还会遇到一口吃的都没有的情况，到那个时候他就必须吃红薯做的黑面了，所以他必须保卫红薯。
麦子玉米再好，没长熟也不能吃，红薯不一样，除非冬季，其他时候随时种、随时挖、随时吃，可能小一点，但叶子、根子和果实，全都吃不死人。
但是吧，罗汝才想的挺好……他整整跑了三十里到西固，结果发现沿途种的玉米、高粱都快被蝗虫吃光了，只有红薯地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
蝗虫跟他一样，不爱吃。
披头散发的王文秀听了召见，火急火燎跑来见刘承宗，看见刘承宗第一眼就很羞愧，觉得是自己的营操没办好。
却没料到刘承宗对这事一点都不在乎，甚至还对他羞愧的神情感到诧异：蝗灾来了，说明天子失德，我不是天子，应该紫禁城里的崇祯羞愧，你羞愧个什么劲儿？
王文秀倒好，没等他说话就开口认罚：“大帅在上，末将带兵有失，七营……”
“蝗灾而已，不要垂头丧气。”
刘承宗抬手打断，把他没说出的话堵了回去，军队跑得到处都是，到现在也只弄清七个营都在那，但哪个营都不满编，算下来大几千人没归，这很正常。
蝗灾属于不可抗力，军队出现到处乱跑的情况，确实是个问题，但也有情可原，到底是在干该干的事——真让蝗虫冲进兰州囤粮的官仓，他们好几万军队吃什么？
“你听我说，蝗灾的事情有我来办，你不要管它。”刘承宗给羽林骑下了回兰州的命令，跟王文秀上马边走边道：“先回王府，召诸营参将，魏迁儿、丁国栋不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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