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韩研究完字典，又对李自成编辑的读音提出意见，认为和官定韵书差异不小。
李自成将来要定都北京，国语自然以京音为基础。
朱元璋虽然定鼎南京，但是南京话并不是官话。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等同于南京方言，跟老朱的关系也有限。
当初朱元璋对新编的《洪武正韵》不满意，陆续修订两次还是不满意。于是干脆把别人的书改名《洪武通韵》，准备刊行代替《正韵》。后来相关人员牵涉到胡蓝党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见大明法定的官话或读书音先天不足，等老朱驾崩后就更没人当回事了。
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洪武韵》……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到明末钱谦益，“至于《洪武正韵》……而今惟章奏、试院稍用正字，馆选一取协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
总之，朱元璋对南京官话的产生几乎毫无影响。
等到小朱迁都北上，又分成了南北官话。
简略区别就是北方官话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阴阳上去入五声。（北京读书音直到清末仍然有入声。）
《西儒耳目资》尽管是在北方最终完成，但反映的语音偏南方官话，类似江淮一片。因为鬼佬从南方登陆，长期生活在南方。而且参考的官定韵书也偏南音。（具体发音可见西南官话，约有七八分相似。）
京话是受到南方官话影响形成的北方官话。
即便鞑子不入关，京音土话和后世发音也没很大差别，可以说沟通无障碍。
万历年京人徐效编写过京话韵表，其与后世区别只在于当时京话尚能分辩尖团，比如精zing，京ging，以及某几个韵母等等。而且他在书里记录的是偏文读的北京口语音，若论老百姓实际口音，大概和后世的差别就更小了。
虽然还有些士人们标榜“中州正音”，但京话的地位越来越高。明中后期很多在京做过官的人，致仕回乡后全家老小，甚或奴仆都“满口燕京音”，并且以此为荣。
总的来说，明代官话和读书音的标准音只存在于纸面上。两百多年下来，各地都有自发形成的特色官话、读书音。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中原官话三类。
万历皇帝就是一口中原雅音，中不中？
不过中原雅音或中州正音并不是洛阳开封土话，而是“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的读书音。比如明清大书法家王铎就是洛阳开封附近的人，但他那河南口音常因作诗平仄不分而被讥讽。
还有例子可看明人语音后后世差别。比如明朝人学日语的书籍，在“母”字下注音“发发”。后世读“哈哈”。ha是由pa演变开的，明代日语正好变到pa和ha之间的fa。
另外，岭南兄弟也别争“国语”地位了。
秦汉时那边百越杂处不说了，魏晋南北朝时“巢居鸟语”，“犹虫嚾鸟聒”；唐朝地图炮韩愈“皆鸟言夷面”；宋苏东坡“但苦鴃舌谈”。
到了明代，“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
这两个难兄难弟直接就被放弃治疗了。张居正表示岭南官员进京述职他要找翻译。
张廷玉在《明史》记：“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
想做高官，南方人学会官话太重要了。
北方稍微好些，虽然方言也多，但是语音相近，交流上障碍少。比如朝廷鸿胪寺主持礼仪的唱赞，都是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人里选声音洪亮者。
明代记录方言如下——
“如吴语黄王不辩，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
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 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
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
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袅：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枪之类……”
“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
“南蛮北侉”的说法流传几百年，大家谁也别说谁了。
……
韩家兄弟文武双全。
尤其是韩霖将来写成于崇祯八年的《守圉全书》尤为出彩。
“谓目下奴虏交讧，腹背收敌，城池不守，封疆大坏。世间兵书谈守者寥寥数言，谈战者博而寡要。故广采兼收，拔尤汰冗，详守略战，厘为八篇。全用其言，虽庸人可以无患。”
到顺治三年，钱谦益题《守圉全书》卷首，即谓“鼎革后则又大不合时宜矣，阅者慎勿轻示人”。
《守圉全书》除介绍西洋火器外，还有大量篇幅叙述棱堡。
一百年前，棱堡式防御体系，即所谓“意呆利式要塞”趋于成熟。之后西欧各国普遍采用。
早在万历年，萨尔浒之役明军惨败，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已甚疏”，首言“亟造都城万年敌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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