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均为刘曜谋划三策，说完后淡淡一笑，又补充道：“如今国家势蹙，还当镇之以静，和睦上下，以度危局。且待平阳及周边镇定后，即可奏请废刘粲，改以济南王（刘骥）为皇太子，并明诏捕杀靳氏，如此，便可使其兄弟相争，君臣不和了。”
刘曜沉吟良久，回复道：“卿之所计，俱为良谋，然而……只是为孤筹划，却不知要如何才能重振国家之势呢？国家若不能重振，即便孤独执二台，亦难免为亡国之臣……”
刘均回答道：“太宰上洛王、太师汝阴王，此皆光文皇帝族子，明公兄弟，两朝重臣，久在中朝，近为刘粲夺其权柄，乃不值刘粲之所为。明公当亲往相访，晓以利害，使与明公协力同心，必能重振国势。
“贝丘王实有经国之才，因同情故皇太弟，而为刘粲放之于外，乃可召入朝中，任为大司徒，使主掌民事。臣所谋者，唯及明公一身，而若三王协力，善辅明公，则能谋国家社稷也。明公其垂听臣言。”
胡汉的太宰、上洛郡王，与太师、汝阴郡王，这二位都是刘渊的族子，跟刘聪、刘曜同辈，有趣的是，二人还同名，都叫做“刘景”。
至于贝丘县王，名叫刘翼光，血统就比较疏远了，且比刘聪、刘曜要小一辈，与刘粲为从兄弟。
刘均建议刘曜拉拢这三王，以为羽翼，如此则可上挟刘聪，下制百僚，而且以前二人的声望，再加第三人的能力，足以支撑危局，使得国家顺利度过低谷，重新振兴起来。
刘曜当即首肯，依计而行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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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甄随、姚弋仲等在蒲坂，首先发兵南下，顺利扫清了从雷首山直到茅津的胡军河上堡垒，就此与晋土弘农郡联成一气。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兵向解县、猗氏，扩大自家在河东郡内的地盘儿了。
根据探马所报，二县所驻胡军都不足千，而且人心散乱，一日三惊，估计拿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问题是兵马数量有限，你能拿下来，还得能守得住才成啊，甄随因此上书长安，请求裴该再添兵增将。
援军尚未派发，郭诵先来求见甄随，说我原本的任务是骚扰河东，如今事毕，自当返归洛阳，前去复命。主要他听说舅父李矩在河内的战事并不顺遂，使得祖公亲自率兵，北渡应援，眼看大战在即，我必须得去帮忙舅父啊。而今河东郡内，基本上再没有胡汉大军，哪怕接下来要进取解县、猗氏，其仗易打，大功难立，则我继续跟这儿呆着，实在太没意思啦。
甄随反复挽留，郭声节却去意甚坚。甄随烦闷之下，就去找姚弋仲吐苦水——姚弋仲终究出身外族，依附时日也浅，知道甄随是裴该爱将，平素不敢顶撞，所以甄随对这羌儿印象不错——
“我部兵马，本便不足，传说大都督将于营上，更设置旅，一旅可有万众，则我若有一万精兵，足可横行河东……可惜，只是说说而已，命未颁下，大都督却也不允我等在河东自行募兵，所得新卒，都要送去长安整训……
“恰当此时，郭诵小儿又待辞去，这可如何是好啊？那小儿虽然年少，倒很能做事，我驻蒲坂，相应民事，一以付之，他与我等俱为武夫，却也勉强能够应付得来。则若辞去，民事由谁来管？大都督本云我等但管军事，将置河东郡守于蒲坂，偏偏迟至今日，不见遣人过来……”
姚弋仲笑着安慰他：“将军何必心急。即自末将来到蒲坂，至今也不过半月而已，且正年节，即便大都督命将遣吏，也总须十五祭日后，才能离开长安……”
正月十五日，后世称“上元节”、“元宵节”，晋时尚无此类名称——或者已经有了，但是不普及——但自汉代以来，即以此日作为祭祀“太一”的吉日，逐渐演化成年节的终点。也就是说，从元旦开始过年，总得过了十五，这年才算过完。所以很多衙门都在年底封衙，要等过了正月十五才会启封上班，而且十五之前，按惯例也不便离家远行。
所以姚弋仲才说，不管是你所盼望的援军，还是河东郡守，起码都得十五以后才能到呢吧——十五之前可能连长安城都不会出——你着的什么急啊？咱们这儿终非河内，没有大的威胁，故此也不会有将、吏匆匆赶路过来。
至于民政方面——“县中有吕氏，富有产业，子弟多读书，自当从中择吏，以守牧百姓。惜乎彼等屡次来谒将军，将军却总不肯见……”
这年月的郡国守相、县令长，都是朝廷委派的，而至于辅弼之吏，除了一二名最重要的以为，多数都在本地征召读书人出任，而且习惯上要从大户人家子弟中挑选。因为只有这类士人，才能够制得住境内大户，大户若稳，那么百姓也多半不会闹事了。
当然啦，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百姓多由大户统驭，郡县属吏是大户利益的代言人，有他们在，很多地方与其说是朝廷之地，还不如说是世家大族的封土……
以当时的通讯技术、财政基础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若排斥当地大户，而从外乡调来属吏，那就必须给开足够高的工资啊，朝廷哪儿来那么多钱？更别提情况不熟，易受大户欺瞒乃至排斥了，只要地主阶层不消亡，这个问题就基本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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