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琰说“此处丘陵亦不甚高，且顶部平坦”，这种地形在后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塬”，其中顶部最为平坦，且面积较大的，称为“台垣”。
胡晋对峙的这一段，其西侧亦有大片台垣，延伸出十六七里之遥，确乎并不难行。这种地形在数十上百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地貌却与后世大不相同，由于尚未遭到过度垦殖，西北风携带来的沙土也不甚多，故而植被，尤其是乔木，比两千年后要繁密得多了。
正当秋冬之交，天气不算太过寒冷，山间草木也不甚黄，风来沙沙作响，与山下的人喊马嘶、连营列寨、杀气腾空，似乎完全是两个世界。刘粲踞坐而饮，就觉得数月间筹划西征的劳碌与烦躁全都一扫而空，说不出的惬意、舒适。
田崧所言不差，他刚才瞧见的果然就是司马迁的祠堂，墓在祠后。不过兵荒马乱多年，祠中已无人看守，供案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土，就连牌位都倾倒在一旁。刘粲上前，恭恭敬敬地扶正牌位，但是无香可上，只能撮一堆土充数，然后朝牌位拱了拱手。田崧等几名晋朝士人出身的，则撩衣跪拜，稽了个首。
来到祠堂后面，他们又向司马迁的坟墓行了礼。坟前有碑，拂拭尘土，细察其字，果然是永嘉四年所立。刘粲就说了：“史迁也算先贤大家，待孤收取关中，必要修缮祠堂，并遣人看护、洒扫。”
瞧着天色还早，此处又僻静，刘粲便命从人于祠前树下铺开毡毯，摆上酒菜来，与几名参军共饮。说说地形，谈谈战事，刘粲心情一放松，不由得多喝了几杯，略略带上了三分酒意，他突然间就问王琰等人：“卿等以为，史迁与班孟坚，谁为良史啊？”
田崧答道：“皆为良史，但若强要别其高下，则司马公不如班孟坚。”
这也是几百年来的流行评价，士林中普遍认为班固著史，才能在司马迁之上，《汉书》也写得比《史记》为好。然而刘粲闻言，却笑着摇一摇头，说：“未必……”
随即解释道：“世皆以为，班书细密，而迁书简约，以是左迁而右班。然而《汉书》又非班孟坚一人所作，书未成而其人已逝，女弟班昭，及弟子马续整理之，始成今日所见之宏文。且在孤看来，史迁文才飘逸、笔力雄奇，班孟坚则唯谨严而已。《汉书》中叙武帝以前事，多以《史记》为本，略略增补而已，尚不失其神韵，至于武帝以后，无本可依，便灵气顿失了……”
认为《史记》的成就在《汉书》之上，这种评价在后世比较流行，主要是班固过于粉饰统治者了，不象司马迁，敢于抒发胸臆，借著史来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刘粲也算是发前人之未发，对于他这番言论，王琰、田崧等人其实并不以为然，然而基于对方的身份，只能唯唯而已，并不敢当面加以辩驳。
不过刘粲随即就叹了口气，说：“不知班孟坚之后，谁能更为后汉著史啊！”
田崧拱手道：“后汉之史已有，如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等，亦颇浩繁……”
刘粲笑着打断他的话：“于卿所言诸史，孤亦稍有涉猎，多不过拾《东观》之余唾而已，距班、马远甚……”随即一皱眉头，说：“薛莹得非吴人乎？汉史何得由吴人述作？我朝既然绍继炎刘正统，自当由我朝史家为后汉作书。”
王琰等人心道，你所言有理，但我朝……也得有史家才成啊！正打算敷衍几句，说什么且待天下底定之后，这写史书之事么，自然会提上议事日程，谁想刘粲的话题却又瞬间飘远了，忽出怪问：“自高祖而至孝平，史称前汉，将光武以下，直至孝愍（即汉献帝刘协），名为后汉。则我朝又将名之为何呢？”
田崧随口答道：“昔昭烈皇帝绍继汉统于蜀，俗名为‘蜀汉’，则我朝都平阳，属晋地，或将名之为‘晋汉’？”
王琰当即呵斥道：“田君慎言！昭烈而至孝怀（即后主刘禅），不能恢复皇基，局促于巴蜀穷僻之地，故此以地名之。今我朝虽雄起于晋，必将混一六合，重开炎天，又岂能以地名之呢？！”刘备那是割据政权，所以才会被叫做“蜀汉”，咱们是割据政权吗？你这话可是极端的政治不正确啊！
田崧赶紧伏地谢罪，刘粲笑着摆摆手：“又非朝堂之上，我朝之名也不由卿所定，何罪之有？”随即命侍从给几位参军满酒，他本人则又长鲸吸海一般干了一盏，然后话题再次转换——“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混一六合，重开炎天……”
这人喝多了，本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的激动，有的疲惫，有的引亢高歌，有的卧倒即眠，刘粲基本上属于前一种，脑细胞极度活跃，奇思怪想层出不穷，但同时注意力却难免涣散，所以任何一个话题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说着说着，他思路就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即以此番西征论，朝中多有烦言，欲孤多积聚数载，再可与晋寇争锋。然而唯独孤可在平阳积聚吗？裴该在关中、祖逖在河南，若不往攻，亦将日雄日大，诚恐数年之后，官军更难得渡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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