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的桓帝永寿三年，曾经有过户口统计，总计全国民户一千零六十七万余，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晋武帝平吴后再统计，全国户约二百四十六万，口一千六百十一六万余，还不到汉代的四分之一。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西晋没有正经搞过人口普查，是综合了魏、蜀、吴三国官方造册，累加而得出来的数据。汉末大乱，人口流徙非常严重，此后又是三国纷争，导致大量百姓成为官私部曲，也就是“隐户”，并不入官方名册。倘若西晋能够保持五六十年的太平世道，并且重新加以详细核查、统计的话，是应该能够起码恢复到汉代之半的。
只可惜，从平吴到楚王司马玮进京杀杨骏，“八王之乱”开始，老百姓也就刚吃了十一年太平饭而已……
根据太康年间的统计，彭城七县，户口数却只有下邳七县的一半多点儿，换言之，彭城比下邳要穷多了——虽有铜铁之利，晋朝官府此前却并没有认真加以开发。裴该自下邳而入彭城，所见到的春播景象，也比下邳要差得多。老百姓大多还是自发地耕种，并没有官吏前来指导或者监督。
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倘若熊远能够搞得比陶侃还好，裴该真要当他面把自己一双眼睛给挖出来了。况且彭城比下邳更靠北，相信熊远就任的时间比陶侃还起码要短上五六天呢。
逐渐行近徐州城，先派裴度前去通报，可是裴度很快就跑回来了，说：“熊相不在城中……”裴该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忙问：“何处去了？”
“说是下乡督促春播，具体何在，郡中小吏尚待前往寻找。”
裴该撇撇嘴，说算了，那先不理他了，咱们进城去等他吧。
才到城门口，忽然就见远远的一个人从田野里气喘吁吁地疾跑过来，到了裴该的马前拱一拱手，但却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裴该定睛一瞧，这不正是熊远熊孝文吗，他怎么这副打扮？
就见熊远没有穿公服，只着一件素白的麻衣——还是短衫——背上负着一个斗笠，腰间悬着一枚葫芦，手里柱着半截树枝当拐杖。裴该翻身下马，还施一礼，就问他：“熊君何以如此？”
上回见面，他一直称呼对方“熊相”，很公事公办的嘴脸，不带一点儿感情色彩，这回却不自禁地就称呼起对方“君”来了。
士人间相互称呼的不同，自然代表着不同的高低身份和亲疏关系。对于高官显宦，或者有一定身份的长辈，自然是要称“公”的，或者以其官职来称呼，但不挂姓——比方说卞壸等人就叫裴该“使君”、“都督”；次一等则称“君”，同样以示尊敬，但显得称呼双方的地位基本相等；亲近之人可称表字，或者称“卿”，如果不算太熟而仍称“卿”，则表示你地位要比我低。
比方说裴该为一州刺史，对于徐州官吏，包括各郡国守相，他都可以一律称“卿”。但是他终究年纪还轻，所以出于尊敬年长者的理由，对于卞壸就始终称“君”，想称陶侃为公，陶侃坚不肯受，也就退一步而称“君”了。
此前称熊远为“熊相”，那是瞧不起对方，所以只以官职来称呼，偶尔称“卿”；自从见了熊远那封上奏，裴该在心目中已经把对方的等级上调了不少，故此一见面，“熊君”二字便脱口而出了。
熊远只是连连作揖致歉，要喘了老半天的气，这才勉强能够说出完整的话来：“末吏前去督导春、春播，才闻使君到来，不及更衣相迎，还望恕、恕罪。”
裴该笑一笑：“亲课农桑，当受嘉勉，何罪之有啊？”不管你能力如何，肯于认真办事，并且看这模样——倘若不是装的——还挺任劳任怨，那就是个好同志嘛。
揖让一番，并肩入城，进入衙署后，熊远先洗漱一番，换了身公服，然后才来与裴该坐定交谈。裴该向他探问彭城国内的情况，熊远叹了口气：“我在江东，不知江北民生凋敝如此……五百里一郡，却有若百里一县，治理起来，料必繁难……”
说到这里，又向裴该略略一揖：“此前口出大言，说要导民知礼仪，然而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民尚不得温饱，谈何知礼？陶公所言是也，我的话却未免太过轻佻了……”
熊远在江东也做过州、郡的功曹，虽然主要管理吏政，也免不了要掺和生产、亲近百姓，所以还是有一定民政经验的。他此前大言炎炎，主要是从来没渡过长江，看到过中原地区的凋敝景象，只拿太平时节的江东郡县来做类比，自认为管理一个郡国未见得能有多难吧？
等到进入徐州城，按查府库、卷册，又亲自跑周边乡野去考察了几天，才知道两者完全不能相比。别的不说，动乱中的人心惶惶，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命，过半百姓家无隔宿之粮，你要他们安安稳稳服从统治，守规矩、讲礼仪？谁会来搭理你？
好在熊远确实不是裴该最初印象中的纯粹喷子，一则他有志向，二则他肯干事，所以就马上写信给陶侃，向对方诚恳地请教治理手段——你那儿估计跟我这边差不太多，那么你打算怎么措手啊，能不能指教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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